时隔半年,川航机长刘传健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驾驶座上。
11月16日,在经过多次心理咨询、2个月到医院治疗、通过模拟机训练后,刘传健和其他8位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机组成员第一次复飞,执行成都往返北京的飞行任务。
起飞前,刘传健有意无意地多看了两眼风挡玻璃——“很多东西你不想都不行。”这架空客A321的风挡玻璃外观整洁、完整,玻璃没有刮花,也没有弄脏。抚摸、甚至敲击风挡玻璃并不是飞行员该干的事儿,在此之前,机务工作人员早就对整架飞机包括风挡玻璃进行了严密无缝的检查。
飞行过程中,那些玻璃爆裂、飞机下坠的画面还是在刘传健脑海里时不时闪现。5月14日那天,他执飞的3U8633航班从重庆飞往拉萨,在起飞42分钟后,副驾驶面前的右侧风挡玻璃出现了网状裂痕,约30秒后玻璃再一次爆裂,眨眼之间整块风挡玻璃直接从9800米高空中脱落。副驾驶半个身子被吸出了窗外,飞机急速下降,速度在800多公里每小时。
在这样的危急时刻,机长刘传健一边承受着“如同份量很大的爆炸物突然爆了”带来的冲击——“人根本无法动弹”,以及突然暴露在高空中的寒冷和缺氧(第二机长很快进到驾驶室帮他戴上了氧气面罩),一边手动驾驶这架右侧风挡玻璃脱落、控制面板遭到破坏的飞机。34分钟后,飞机成功备降成都双流机场,9名机组成员和119名乘客安全落地。
此后的漫长时间里,大部分人的记忆里只留下了关于奇迹、胜利和荣誉的片段。在飞机落地后的第3天,刘传健和其他机组成员参加了发布会,接受了媒体采访,他们看起来神采奕奕。此后好消息没有停歇过,他们获得了民航局授予的“中国民航英雄机组”、“中国民航英雄机长”称号,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,他们的故事也将改编成电影搬上大荧幕。
少有人知道,直到现在,所有机组成员依然在和那次飞行留下的阴影缠斗。对拥有25年飞行经验、达到教练级别的机长刘传健来说,他遇上了世界民航史上第二起客机高空风挡玻璃脱落事件,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是奇迹、是谈资,在他身上则是难以抹去的阴影。
飞机落地后的三四天里,刘传健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状态中。他睡不着觉,一闭上眼,各种镜头就会朝他扑来,整个过程历历在目,恐惧感笼罩着他,需要借助安眠药才能入睡。那几天,他和其他机组成员都要接受民航局派出的调查组的质询。比起在飞机上的惊魂34分钟,飞机落地后的现实更加冷酷,“在飞机上就想着怎么操纵回来,想法比较单一,但是真正落地以后那种压力是来自全方位的,各种调查、各种媒体、各个方面,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。”
身体很快就进入了疲惫期。最直观的表现是,刘传健患上了高空减压病,“头涨,全身疼,身上长一些小的颗粒状的东西,身体关节发痒,让人非常难受。”头两个月,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西南医院接受治疗,最长需要治疗四五个小时。
就算是身体的各项数据最终都恢复正常,一些医院仪器都检测不出的问题还是存在,刘传健能感知到,自己的身体有了无法言说的变化,7个月过去了,他觉得自己只是“基本恢复”,而不是“完全恢复”。医生说,他相当于做了一个大型的手术,在面临可能死亡的情况下,身体达到了极限状态,各个系统都遭到了破坏,要重新建立身体新的机能循环至少要一二年的时间。
心理的恐惧更加无法遁形。在10月底为第一次复飞做体检时,其中有一个眼压测试项目,要往眼睛喷一股气流来检测眼压,每一年每一个飞行员体检都会做这个项目,但这一次副驾驶徐瑞辰当场就强烈地表示拒绝,“我做不了。”在那次飞行中,脱落的风挡玻璃就在徐瑞辰的正前方,只系了腿部安全带的徐瑞辰被机舱内外巨大的压力差吸了出去,半个身子挂在了窗外。他的脸和胳膊都被划伤了,被安全带死死拽住的两条腿都是淤青的,很长时间不能走路。
9名机组成员从出事后就很少聚在一起,他们所拥有的共同回忆如同一把尖锐的刀子会从他们身上自动挖取,他们从不主动谈论那天飞机上的情况,“就像一个东西反复被提起,一直说一直描述,实际上伤害是很大的。”他们只会和配备的心理医生聊起这件事,一觉得不舒服就可以随时给心理医生打电话。
尽管在第一次复飞前他们都通过了心理测试,真正到了复飞的时刻,经验最老道的刘传健也十分忐忑,“飞和不飞实际上是一个突破的点,这个点突破了,说明我们心理还能承受住,一旦突破不了,以后再想突破的话就很难了。”
第一次复飞显然成功了。返回成都后,一下飞机就有媒体在等待,所有机组成员却沉默着说不出话,机长刘传健忍不住多讲了几句,那一瞬间,他像是突然回到了半年前飞机刚落地时的现场,“我的情绪就有点失控了。”
飞行早就成了刘传健生命里的一部分。尽管他现在还处于恢复阶段,一个月只有几次飞行任务,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出差、培训飞行员,甚至一个月里还有几天在清华大学上航空管理硕士班。当他听到“未来还要飞行多少年”的问题时,他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一下子激动起来,“只要我身体合格,体检合格,我会一直做下去,为什么不继续做呢?”
以下是《人物》和刘传健的对话。
《人物》:你之前说,那件事情发生后,需要一个身体跟心理的调整,具体的调整是什么样的?
刘传健:调整是需要时间的,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,实际上(那个事件)对身体和心理的伤害是很大很大的。首先是身体,人到了最关键时候身体会有一种应急的反应,这种极端的应急变化以后,人体的恢复是需要很长时间的。医生说,就像动物面临死亡时会有自卫的本能反应,身体的各项机能指标都会达到一种极限状态,相当于身体里各个系统都遭到了破坏,只是你看不着而已。重新建立身体的新机能需要很长时间,要慢慢休息,慢慢调整。前期最直观的就是高空减压病,头涨,全身疼,身上长一些小的颗粒状的东西,身体关节发痒,非常不舒服,实际上我们当时在西南医院大概进行了两个月左右的治疗。
《人物》:飞机落地之后3天你还公开参加了一次发布会,也接受了采访,在那个影像里整个机组的精神面貌看起来挺好的?
刘传健:公众并不知道,前两三天我们都是很亢奋的状态,根本就睡不着觉,躺在床上,各种镜头就会向你扑来。当时那个过程就是历历在目,你躺在床上它就会不停地给你涌现出来,不停地重复,飞机挡风玻璃一次次爆裂脱落,只要闭上眼睛想睡觉它就会冒出来,那种恐惧就会冒出来,那几天其实也在被调查中。
图:2018年5月16日,成都,川航3U8633机长刘传健在医务人员的陪伴下离开发布会。当日,川航3U8633重庆-拉萨机组召开媒体见面会 成都商报 王效 摄
《人物》:刚下飞机就要马上接受调查,压力挺大的吧?
刘传健:实际上从出事到飞机着陆之间,那种压力也大,但想法比较单一,就是把飞机安全地操纵回来。飞机真正落地了以后,那种压力是来自全方位的,各种调查,媒体采访,各个方面,实际上压力是非常大的。虽然人是下来了,但作为机长肯定要面临调查,这是不是做得正确、专业,心里是很紧张的,包括调查组也很紧张,调查持续了大概三天吧,会有很多人对我的各种东西进行质疑,坐在办公室想可能可以想得很周全,但是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是不是能够准确地反应就是个问题了,会有人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,压力非常大。当然没有《萨利机长》电影里那么多质疑,因为我所做的应该都是正常的操作,都是按照我学的和我积累的知识在应对,当时应该去做什么其实我是很清醒的。
《人物》:当时飞机里的状况非常糟糕,其实是很难保持冷静的吧?
刘传健:对的,非常糟糕。那个风挡玻璃爆破的时候其实分了两次,第一次爆裂以后,它就是里层裂了,理论上讲里层裂了应该是很安全的,当我跟空管通话,话还没说完,就第二次爆裂了,两次爆裂大概隔了30秒。当时风挡玻璃整个脱框了,飞机就失控了,一下就变成非正常状态了。第二次爆裂后,机舱的压差很大,相当于一个很大很大的爆炸物突然爆了以后的这种冲击波,而且我们当时飞机速度大概是800多公里每小时。瞬间造成的压力是很大的,人根本无法动弹,我们副驾驶半个身体都到外面去了,他是系了腿部安全带的。飞机落地以后很多人看到他脸、胳膊都划伤了,其实他真正伤得最重的是腿,因为他的安全带把他死死地拉住,他的两个腿是淤青的,差不多好几天都走路困难。
《人物》:身体恢复需要慢慢调整,那心理恢复是什么样的过程?
刘传健:心理恢复比较容易理解,就是造成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恐慌,一时半会是消除不了的,这种生与死对你的刺激是非常大的,那肯定不会忘记,只是说去慢慢淡化,如果不能从这种阴影、恐惧中走出来的话,可能还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疾病,甚至你的生活状态都会被改变。很多新的东西认知就和常人不一样,会恐惧,甚至你开车,坐飞机都坐不了。比如我们10月底体检的时候,要做眼压测试,往眼睛喷一股气流测试眼压,我们副驾驶一下子就非常反感,他就拒绝做这个东西,他说我做不了,他就会突然有种很情绪化的东西表现出来,非常生气。公司、民航局其实都找了很多心理专家来对我们进行心理的辅导,现在还在辅导。我们随时感觉不舒服都可以跟他们电话交流。
《人物》:那你上一次跟心理医生咨询是什么时候?
刘传健:就是10月底复飞前。其实我们公司包括民航总局对这个事非常关心,有些时候我们在外面出差或者休息的时候,他们都会派医生到我们的休息地点来给我们进行评估或咨询,他们做得很密集,也做得很仔细。包括(对)我们的身体,他们专门派了一个医生跟着我们,走到哪他都要跟着。
《人物》: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?
刘传健:已经基本上恢复到正常的状态,如果说完全恢复,真的还需要一段时间,身体和心理都需要一个时间。医生也跟你讲了,心理医生也跟你讲,它是需要时间的,需要自己去克服,去调整。这样的话,心里就很有底,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我的调整,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工作状态,这个事情慢慢就会过去。过一段时间回头看,那些障碍就会被一一化解掉了。
《人物》:你是如何判断自己是基本恢复还是完全恢复?
刘传健:这很难界定,比如说那天有一个记者来采访我,其实我情绪就有点控制不住了。我们落地以后,大家都说不出话来,我就多说了几句,当时的情形会浮现在眼前,一般我基本上不太讲,三两句话会迅速地讲过去。像这种东西,恰恰是我们心里最柔弱的地方。
《人物》:你现在是不是经常需要出去讲?同行可能都把你放在一个非常高的期待中。
刘传健:是,不过有的活动能拒我也会拒。我之前也跟他们说过,我也不是完人,我也有很多缺点,只是说在这件事上,我可能运用了我的知识,运用了我的职业精神去把它做好了而已,所以说我也希望大家理解,不要看着我什么都会,这次我处理好,好像就是什么都行了,不是这样的,我也就是一个普通的人。像我们民航经常说的,真的不需要什么英雄,不需要什么杰出人物,需要的是大家都安全。
《人物》:时隔半年第一次复飞,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?
刘传健:这个意义非常重大,这半年来一直没有飞,作为飞行员,干这个职业已经很长时间了,从心理上还是挺想飞的,但另一方面,公司也会衡量,身体能不能过关,心理能不能过关。真正到了那天去飞的时候,因为好久没有飞实际的航班了,还是挺兴奋的。但也担心自己能不能真正坐到驾驶舱里,能不能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,能不能适应这个工作。飞和不飞实际上是一个突破的点,通过这个点,说明我心理上还能承受住,如果突破不了,可能以后再想突破就很难了。
《人物》:第一次复飞的时候会特地检查一下风挡玻璃吗?
刘传健:肯定会啊,很多东西你不想都不行。不过就是一个外观检查,我们飞行人员不会去敲击,不会去刻意抚摸哪个点,主要是看外观整洁、完整,周围都是好的,其余的是机务工作人员做的事。
《人物》:第一次复飞没有飞高原航线?
刘传健:对,成都飞北京,其实差别还是非常大的。高原的难度主要体现在两点,一个是操纵飞机困难,对飞行员技术、反应,和机组的反应都有很大的挑战。再一个就是外界客观条件上的差异也很大,比如飞机出了故障,很多东西都是无法处置的,飞机也有性能的要求,不是你想飞多高就飞多高,想飞多低就飞多低,飞机它也会有一个制造的极限。
《人物》:你之前飞过上百次高高原,遇到过什么特殊情况吗?
刘传健:有啊,飞行是机械行为,就像你开车一样,包括这样那样的一些小问题,哪儿轮胎漏气了,哪儿开关失灵了,哪个灯又不亮了,总是会有的,所以这是很正常的,但是这些东西都会在可控范围内,不会影响安全。就像风挡玻璃破了一层,如果它第二层不破,只有一层破了我们就返回,很简单,我之前也遇到过,但是它就没有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一层裂了,实际上飞机很安全,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说为什么别人都说飞行是一个勇敢者的游戏,它是一个冒险的行为,有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。
《人物》:飞机上有非常多的程序,对飞行员来说遵循这些程序就可以了吗?
刘传健:不是,哪有这么简单啊,因为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,飞行整个过程,看起来很简单,但是我们做得很细,总结起来就非常多。这也不是开汽车,我去学完了就不管了,我们的知识是一直在更新的,我们在飞机上运用的技术也在更新,所以要不停地学习。
《人物》:成为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需要多长时间?
刘传健:从在学校学习开始,要成为一个副驾驶,到成熟的副驾驶,再到一个机长,再从新机长到一个成熟的机长,甚至成熟的机长到教员,这每一步的成长都是非常艰辛的,都需要不断地学习才会达到。实际上真正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长的,那就是从副驾驶到机长这个过程看起来很简单,实际上一般情况下都要五、六年左右才能行,慢一点可能得七、八年。做别的工作七、八年的话,对这个工作已经非常得心应手了,但是你从事飞行的话,只能说才刚刚起步。
《人物》:那次事故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吗?
刘传健:现在还在调查分析过程中。包括民航相关部门和空客公司都在对此进行研究,目前没有最后的结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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